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海报
历史题材电视剧《太平年》以五代吴越国主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的历史事件为叙事核心，从立体人物塑造、复调叙事建构、吴越文化书写三个维度实现创作突破，锚定以“民生本位”为核心的历史叙事价值坐标，为历史题材剧的开拓创新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价值的新路径。
人物塑造：刻画立体丰满的政治人物群像
历史题材作品往往容易落入“忠与奸”“正与邪”二元对立的叙事套路，人物塑造趋于脸谱化。比如赵匡胤常被看作是权谋赢家、腹黑君主，钱弘俶多被贴上“软弱退让”的标签，其“纳土归宋”的政治智慧，常被一笔带过。《太平年》刻画的是多元立体的政治家群像，他们身处五代乱世，每一步抉择都深深烙刻着时代印记。这群身处权力漩涡的政治人物，或在个人荣辱与苍生福祉间权衡;或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博弈中审时度势;亦有人处在政治抱负与人性挣扎的夹缝里;更有英雄豪杰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徒留壮志未酬的遗憾。而如钱弘俶这般的决策者，终以“纳土归宋”的抉择铸就千秋功业，彪炳史册，为乱世铺就了一抹和平的底色。
《太平年》以一幅五代十国至宋初的政治人物画卷，为历史人物的影视化表现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。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并非单纯的权谋算计，而是包含着兼顾巩固皇权与终结五代战乱的考量。剧中谋臣司马浦以死相谏的震撼情节让人印象深刻，激烈的君臣对辩像是赵匡胤深藏心底的自我叩问，艺术地表达了赵匡胤内心“太平理想”与“现实权欲”的自我博弈。赵匡胤与司马浦朝堂对决这一神来之笔，将以和平收权代替杀伐清洗的价值注入历史叙事，堪称“史实为骨、艺术为肉、价值为魂”的成功创作实践。
在《太平年》的乱世图景里，无论是称帝称王的刘知远、郭威、郭荣、钱弘佐，还是权倾朝野的赵弘殷、冯道、胡进思、水丘昭券，都是鲜活立体的存在。无论身份立场、阵营归属，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洽的行为逻辑与价值支点，既有令人共情的高光时刻，也有让人读懂的挣扎与无奈。
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这些乱世政治人物，兼具历史本真与艺术张力，引发人们对那段风云岁月的深切审视与无限感慨。《太平年》借由钱弘俶、赵匡胤等乱世人物的抉择与博弈，凸显了他们以民生为核心的政治理念，当五代武力杀伐、争夺权力成为常态，唯有超越暴力方能逆转历史轨迹。钱弘俶和赵匡胤便是具有这种政治觉悟的杰出人物，钱弘俶以苍生为念的抉择、赵匡胤以统一为志的远见，在那个兵戈扰攘的乱世，共同撕开了一道通向和平的裂缝，透出的一缕光明，不仅终结了分裂的乱局，更穿越千年时光，照耀着后世人对家国安宁与天下太平的向往。
叙事建构：复调叙事下的双重视角格局
《太平年》的叙事突破在于跳出单一视角，赋予历史事件以多维的深度解读和艺术表现。作品以全景式的历史观照，从全新维度补充与丰富吴越“纳土归宋”这一历史事件，让这段关乎家国一统的往事，在多重视角的交织中彰显出独特的内涵与价值。
其一，该剧打破单一征服者叙事的桎梏，构建多元对话与交流。以往同类题材多以宋廷为绝对叙事中心，将吴越归附塑造成赵匡胤宏图大略的附属注脚。本剧跳出宋廷单方面主导统一的叙事窠臼，将钱弘俶所代表的吴越国纳入叙事主体，补足被统一方主动抉择的视角。剧集清晰点明吴越国“尊奉中原、顺应大势”的坚定立场，宋与吴越促成一统，是基于“保境安民、以民为本”的共同价值取向。这一设定让作品跳出了非黑即白的历史叙事方式，兼具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文温度。
其二，该剧跳出“帝王将相”的权力叙事框架，搭建官方、民间的双向凝视，打破统治者书写历史的单一视角。剧中将百姓的民间立场与个体诉求从历史边缘拉至台前，以双线叙事形成互文：朝堂之上，君臣围绕统一方略展开政治博弈;市井之中，百姓躲避战乱、经营谋生的日常，展现出底层民众对和平的深切渴望。钱弘俶亲见战乱下军民疾苦，打破统治者治理盲区，其“愿以疆土换民生”的抉择，正是源于他对百姓生存困境的体察;而民间对安稳生活的诉求，也反向奠定了“纳土归宋”的民心基础。这种官与民的视角互视，既体现了“官”的决策对“民”生计的影响，也展现了“民”的诉求对“官”选择的作用，完成了历史叙事的主体性扩容。而钱弘俶的民间体察与百姓的太平诉求形成的双向校准，让“纳土归宋”成为君臣与苍生的共同选择。
这种多元对话与双向凝视，不仅跳出了传统历史剧的叙事壁垒，更打通了历史与当下的价值共振通道，五代时期“以民为本”的治政理念与当代的价值追求形成同频呼应，遥远的历史以可触摸的人文情怀温暖和感动人们。
文化书写：赋予吴越文化以历史主体性
吴越文化的内核，为这段历史叙事提供了深层的驱动力。《太平年》并非将吴越文化作为背景点缀，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历史主体进行书写。
吴越文脉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，让“民生本位”的价值取向拥有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根基。在叙事逻辑、人物形象刻画背后是吴越地域文化精神的深度支撑，是地域文脉与历史抉择的双向赋能。传统历史剧的地域叙事，往往将边疆或割据政权的地域文化简化为中原文化的附属或点缀，忽视了地方文脉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影响。在正史记载中，吴越之地常被冠以“偏安一隅”的标签，其文化特质多被压缩为“富庶”的经济符号，而吴越文化中“崇文重商、兼容并蓄、以民为本”的精神内核，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。《太平年》对吴越文脉做了主体性表达，将地域文化特质与历史抉择深度绑定，让文化基因成为推动“纳土归宋”和平统一的内在逻辑。剧集在饮食、工艺、民俗等文化符号的具象化呈现中，勾勒出吴越文化“温润守拙”的处世哲学和精神肌理、“重商轻战、以利富民”的民生底色、吴越君臣“保境安民”的政治理念、吴越百姓“重商兴业、安居乐业”的生活追求，这些内容深度参与到人物决策与历史走向的构建之中。
综上，《太平年》以人物塑造的破壁、叙事视角的突围与吴越文脉的深挖，锚定“民生本位”的核心价值，跳出了传统历史剧的创作窠臼，为同类题材的创新提供了可行的路径，让观众在古今共鸣中读懂天下太平的深层意义。
(作者：刘淑欣)
